龚放| 知识生产模式Ⅱ方兴未艾:建设一流大学切勿错失良机

发布者:黄保发布时间:2018-09-26浏览次数:14

我国如火如荼展开的“双一流”建设,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决策的延续和提升。20世纪80年代初,匡亚明、屈伯川、李曙森和刘丹等四位老校长提出“835建言”,为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秉笔直书、建言献策,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政府采纳建议,将建设“重中之重”列入七五计划[1];后来又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拓展为“211工程”,在更大范围实施。

1998年启动的“985工程”,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长书记和高等教育研究学者集思广益、将高校的政策诉求通向国家最高决策层的结果。至2015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9月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已经由当年大学校长、学者专家的宏愿设想、对策建议,发展成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

“双一流”建设业已发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布局和政策次第出台,相关高校的建设方略和应对之策也逐步明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波的改革、发展走向特别关键,我们需要在热潮奔涌之际进行冷思考,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加强政策研究,为其健康发展、持续推进建言献策。笔者以下提三个需要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一流大学应有的品格:把握趋势、
担当使命、回应需求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理念更新、资源投入和制度变革三方面都有所作为,而最紧要最关键的一条是,解决大学的见识、视野与胸襟问题!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看,真正能够站立潮头、引领发展的一流大学,无不具有以下三种精神品格,即敏锐地把握新趋势,自觉地担当新使命,恰当地回应新需求。

(一)以全新的理念“重塑古老学府”的柏林大学

在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时,通常我们习惯于根据对大学职能拓展的贡献,将两所大学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等院校。其一是德国柏林大学,它被公认为“在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发展科学作为其活动职能之一”;其二是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它因为确立“威斯康辛思想”并明确将“社会服务”作为现代大学的第三职能而彪炳史册。

人们通常认为,德国柏林大学创新现代大学的功劳,在于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又一个职能。事实上,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拓展了大学的职能,更重要的是它拓展了大学的视界和胸怀,提出并践行了全新的大学理念。如美国学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所说,柏林大学“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

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国际比较高等教育学会主席菲利浦·G·阿特巴赫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认为19世纪德国大学的发展,特别是柏林大学的建立,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关紧要,“德国是第一个切实改变高等教育制度的欧洲国家,它为西欧、美国、日本,以及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讲也为英国和法国,提供了一种大学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纪用现代的方式重建了大学.

与之相比较,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托马斯·H·赫胥黎的评价更为具体和透彻,他说:“现代大学与古典大学的区别之一,是以将科学研究活动置于何等地位为标志的……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落后,在于它们公开宣称自己就是知识的储藏所,使教授工作与新鲜的事物毫无关系;现代大学之所以进步,在于它是生产新知识的工厂,它的教授居身于进步潮流的最前列,研究和批判是他们的生命。”[4]从知识的“储藏所”“批发站”,到知识的“创新地”,这是柏林大学对大学观念、使命和功能的崭新诠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赞誉它的卓越,认可它为一流,铭记它在“重建现代大学”上的历史贡献。

2005年中国C9高校在南京大学举行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笔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三管齐下,即解决好大学的“见识”和“提供创新型投入”“注重制度创新”。其中特别强调:“一流大学的建设必须首先解决‘见识’问题”,“也即对大学教育思想、一流大学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的认识是否具有先进性,是否合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合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

能否将‘科学价值’与‘应用前景’,‘大学使命’与‘国家目标’,‘追求卓越’与‘战胜贫穷’,‘重视效率’与‘保证公平’恰当而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和目标”[5]

时至今日,笔者依然认为,大学能否卓尔不群?能否引领潮流?能否成为国际一流?当然需要在理念更新、资源投入和制度变革三方面都有所作为,而最紧要最关键的一条仍然是,解决大学的见识、视野与胸襟问题!

(二)抓住机遇、担当新使命的MIT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在一战期间,几乎所有欧美国家的政府“仅仅把大学作为招募新兵的一个来源”。二战期间,美国开始致力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联邦政府在国家防务和科技发展中,谋求高水平大学的支持。克拉克·克尔认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催生了对少数大学集中投资以追求卓越和效率的政策,人们称之为“让高峰更高”。

诚如出任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主席的科南特所言,如果“只有最好的大学能够从事尖端科学研究”,那么这种集中的努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十个二流科学家加在一起也做不了一个一流科学家的工作。”[6]克拉克·克尔后来在哈佛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为“联邦不在二流大学上浪费钱财”。

MIT原本是一个以本科教育为主的二流技术学院,二战期间抓住机遇,围绕国家的战略需要发展科研并调整学科布局,获得军方的巨额投入,特别是林肯实验室的建立,不仅开发了被称为“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雷达,而且使得通讯、电子、计算机、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的水平与日俱增,MIT也毫无争议地成为研究型大学,进而跃居世界顶尖大学之列。

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认为,这所迅速崛起的大学“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将大学与企业联合的“MIT模式”,它“正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7]。他主张从大学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并界定以MIT为重要“旗舰”的“创业型大学”的意义和价值:“创业型大学是大学延续中世纪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机构进而发展成为创造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的多功能机构。”[8]有专家认为,埃兹科维茨所撰写的《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趣》“是一本相当及时地分析大学在社会中的职能转化的权威著作”,甚至大胆修正了人们普遍认可的现代大学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传统表述,指出“大学的职能已经不仅仅是教学和科研,而扩展到了参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9]。尽管高教研究界对这一表述不无争议,但MIT抓住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和新机遇,勇于承担大学的新使命,同时也使自己取得新跨越的进程,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与竞相仿效。

(三)后来居上、摆脱平庸的斯坦福大学

二战时期,当MIT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国防军事科研而迅速崛起时,斯坦福却因为原任校长不愿与联邦政府合作而错过了这一波发展机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坦福大学乏善可陈,甚至有滑向平庸之虞。

专门研究斯坦福大学跻身一流进程的美国学者丽贝卡·S·洛温将其关注点聚焦于大学进退、沉浮过程中执掌校政者观念、思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以便澄清“在大学的变革中,当时人们所信仰的东西什么是有问题的(at stake),以及将失去什么,获得什么”[10]。她高度评价在斯坦福转型与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办学观和学术观。特曼二战后从哈佛回到他的母校斯坦福,先后担任工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他提出了改弦更张、扭转斯坦福发展方向的一系列大胆设想和一个天才创意。第一,要改变斯坦福的落后局面,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耻于与联邦政府为伍”的态度。大学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而是“为公共服务的机构”。

要认识到联邦科研经费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因为“政府资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第二,特曼预见到战后的科学技术和与之相关的产业会有长足发展,特别是无线电通讯、电话、电视、飞机导航、生物科技等等,斯坦福大学应当毫不犹豫地将研究重点向这些应用领域转移。

特曼认为,战时斯坦福没能利用联邦政府国防和军工需求的绝佳机会,战后的机会应当志在必得。他主张走哈佛与MIT的折中之路:既要无所顾忌地抓钱,更要将研究项目整合到大学体系之内。此时哈佛大学已经宣布不再继续战时的国防、军工研究,转而潜心投入基础研究。特曼将战时他在哈佛任雷达计量与测量实验室主任时的研究人员一一征召到斯坦福,并主动向华府推销自己,征求联邦主管单位的意见,将那些有可能获取研究合同的人才一一聘任到斯坦福来。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军费开支特别是用于科研的经费急剧增长,斯坦福从联邦政府获得的军事电子技术的科研经费也增长近两倍,超过哈佛且比肩MIT。第三,特曼提出三个学术发展战略:(1)在科学与工程系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鼓励将基础研究拓展到应用领域,并保持前沿的突进势头;(2)将学院、系与衍生公司联系起来,让创业型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风险资本家组合成某种联合体;(3)将资源集中到少数几个关键的、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潜力的研究领域,打造尖塔以便“创造出关键的成果,成为世界领头羊”[11]。应当说,以“三联系”为特征的学术发展战略是超凡脱俗、非同寻常的。

特曼的一个为人称道的天才创意,就是以象征性的地租将1000英亩校园长期租赁给斯坦福校友和高新企业界设立公司,从而创建了斯坦福—硅谷工业园。特曼将这一创意称为“我们的秘密武器”,这是比哈佛、耶鲁、剑桥和牛津“先知先觉”、领先多年的办学理念。特曼最先鼓励自己得意门生惠莱特和派卡德在帕洛奥托创立惠普公司(HP),这一公司被称为硅谷电子工业的重心,两位创立者后来给斯坦福各捐了1亿美元。随着惠普、海因茨、考夫曼、联邦、雅虎、谷歌、思科等一批高科技公司和技术孵化器的应运而生,斯坦福—硅谷工业园也成为国际瞩目的IT圣地,一举奠定了斯坦福大学的地位和声誉,同时,“在斯坦福工业园内的公司给斯坦福的馈赠远远超过了斯坦福从他们那里收取的地租”[12]。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坦福大学不仅闯入了美国乃至世界研究型大学的第一方阵,直逼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高校,而且成为伯顿·克拉克所称“创业型大学”的执牛耳者。它所开创的“斯坦福—硅谷模式”不仅引领了大学—科学工业园的发展,甚至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全新结构。

在美国高教界,斯坦福大学素有“西部哈佛”之称。“西部哈佛”不似哈佛而又胜似哈佛,胜在何处呢?有学者认为,斯坦福抛弃了哈佛、耶鲁重学轻术的陈规,又弥补了“赠地学院”重术轻学的短处,还汲取了德国大学注重研究的精髓[13]。

在我看来,斯坦福能够摆脱平庸、跻身一流,最重要一点就是在战后敞开了心胸、抬升了视界,让办学理念“豁然开朗”,办学格局自然也就别开生面!以斯特林校长和特曼副校长为代表的大学掌门人,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崭露头角,新的社会需求、国家需求强劲旺盛,所以果断地把两种知识生产方式恰当结合起来,把学科引导的研究与应用牵引的研究恰当地结合起来,把满足国家战略发展、满足市场需求与满足学者教授的学术追求恰当地结合起来。做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在学科发展、学术发展与市场应用之间架起桥梁。

埃兹科维茨说:“他(特曼)曾经说要将斯坦福大学建成西部的哈佛,而事实上他却在学校目标上将斯坦福建成了西部的MIT。”他不无欣赏地指出斯坦福与MIT的同与不同:“斯坦福将MIT当作其产业发展战略的模型”,但斯坦福大学“主动创立产业支持自己的发展,这不同于MIT,后者的首要目标是为当地产业注入新的想法从而提高其技术能力”[14]。请注意“主动创立产业支持自己的发展”的丰富内涵!很显然,斯坦福师法MIT而又超越MIT,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综上所述,无论是柏林大学的崛起,还是MIT的腾飞和斯坦福的后来居上 ,都源于它们对现代大学新的使命和新的功能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在于它们面对新趋势、新需求、新机遇和新挑战,作出了及时的、恰当的回应,包括办学理念的调整、学科方向的凝练、治校方略的制定、学术机构的重组以及机制体制的变革,因而能够另辟蹊径,各领风骚!

反观中国当下的一流大学建设,应当如何切入、如何发力?通常的做法、流行的套路是汲汲于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或者执着于盘算进入ESI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笔者的看法是:“双一流”建设决不能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实质,更不能纠缠于细节、皮毛而无视其内涵、精髓!必须全局在胸、大处落墨,首先解决办学思路、办学格局和办学韬略问题。如果本末倒置,削足适履,成天为大学排名、学科排名所左右,甚至刻意迎合排行榜的计算口径和评估指标体系,那么“双一流”建设就将误入歧途,南辕北辙!

 

二、知识生产模式Ⅱ正在兴起,
中国大学切勿错失良机

 

以学科为基础推进“双一流”建设,确实有其比“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明之处。但是,这一原则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由于学科评估的推波助澜而导致高校仅仅关注学科导向的研究却忽略问题导向的研究?会不会因此迟滞了中国大学把握知识生产模式Ⅱ兴起的良机实现“弯道超越”并跻身世界一流的进程?

(一)当今中国的大学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国家致力于综合国力的竞争,确立了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并将大学作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新的社会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及民生需求、文化环境需求……)已经出现并不断增长;新的发展趋势(知识经济、学术资本主义……)也日趋明显;以“问题导向、跨界行动、协同创新、社会问责”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Ⅱ方兴未艾,它将与“学科导向或者兴趣导向、学术共同体攻关、学界同行评价”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相伴而行、相辅相成。这就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用武之时和用武之地,提供了“弯道超越”的极好机会。

从大学层面来说,关键在于执掌校政者能否敏锐地察觉这些趋势和变化,能否果断地把握发展大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就国家层面而言,关键在于方略与政策制定者能否因势利导,通过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等杠杆引导高等院校中流击水,扬帆远航!

(二)“2011计划”是回应知识生产方式转换挑战的产物

当知识生产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勃然兴起之时,我国政府及时提出“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该计划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通过构建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四类协同创新模式,深化高校机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方式,旨在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其中“科学前沿”类研究主要属于学科导向、基础研究为主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的范畴;而后三类研究则体现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特征,是我国政府面对新知识生产模式的挑战所做出的科学部署和精心规划。其根本目的:一是满足知识经济背景下产业更新、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二是引领高校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积极变革,在为国家战略和民生大计发展服务中追求卓越。

2013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167个申请项目中,只有14个高端研究领域获得优先扶持,成为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内容涵盖了量子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新型材料、纳米科技、现代农业以及司法文明、海洋权益等领域。这些研究方向体现了国家、区域和行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参与国际学术前沿竞争的需要。

江苏省入围的3个协同创新中心中, 有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合作者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等多个单位;有苏州大学牵头,苏州工业园区等单位加盟的“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有南京工业大学牵头,清华、浙大、南邮、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联合组建的“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这些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既满足了国家的战略关切和区域发展、行业升级的需求,又体现了跨校、跨学科甚至跨界合作的政策导向。

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认定要求,首批入围名单打破以往地方高校殊难申请国家重大项目的“不成文法”,在区域类别的4个协同创新中心里,牵头的除了苏州大学是“211工程”高校,其他3所既非“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校,如河南农业大学牵头的“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工业大学领衔的“长三角绿色制药协同创新中心”和南京工业大学主导的“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这就传递出两个强烈的信号:其一, 除了科学前沿外,其他三类协同创新中心大多是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范畴,都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新产业、新业态及民生关切的需求相关,而且都强调了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和多学科、跨学科、跨界合作攻关的原则;其二是“英雄不问出处”, “2011计划”既为高校特色发展、弯道超越提供了新平台、新机会,也对大学科学研究提出新挑战,释放出科研转型的强烈信号。

 但是,在2014年公布了第二批入围的24个协同创新中心之后,“2011计划”不见下文了。刚刚启动的向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转换的势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学科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Ⅰ的全面回归和不断强化。

(三)“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强调“以学科为基础”原则

国务院2015年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以学科为基础,成为既定思路。2017年公布的42所加95所“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都是以学科为依据的,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可能跻身世界一流的学科。

学科既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高等学校进行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基本组织形式。“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原则,意味着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还是“一流学科”建设,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应当是提升学科的现代性、前沿性、竞争力与影响力。同一学科具有可比性,因而基于学科评价的大学评价,是相对靠谱、相对合理的;通过学科建设,推进大学的内涵发展、特色办学,也是相对科学、合理的。

问题在于世界科学研究及大学发展的趋势已经清晰呈现。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认为,整个知识生产系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之外,正在浮现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影响十分广泛,不仅影响生产什么知识,还影响知识如何生产,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显著转移、知识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识组织的方式、知识的奖励体制、知识的质量监控机制等等”[15]。

他分别用知识生产模式Ⅰ和Ⅱ来命名“我们熟知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而在美国学者埃兹科维茨的语境中,“我们从‘永无止境的前沿(the Endless Frontier)’时代来到了‘永无止境的转化(the Endless Transition)’时代”。

在他看来,科学与技术研究正在三个领域或者说三个层面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迁:第一个“永无止境的转化”发生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发展的相互关系之中;第二个“永无止境的转化”发生在不同的学科、技术领域之间,不仅跨学科的合作在增加,而且新的学科也在旧学科的交叉点上诞生;第三个“永无止境的转化”发生在地区、国家和多国层面上,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三螺旋(triple helix)关系”正在成为创新体系的框架[16]。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不仅认同了埃兹科维茨的观点,而且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当代创新的含义越来越倾向于整体性的发展而不是线性的,改革就是要包含这种三重螺旋的发展模式,就是要跨国、跨学科,就是要有技术部门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共同发展。”而关键的一点是,“大学的研究则把自身作为这个从科学技术知识到产出循环中的一个部分”[17]。

很显然,趋势日益明显,方向业已指明,坚冰有待打破,大学仍需努力!作为国家战略决策和政策导向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在强调以学科为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在“建设任务”等多处回应了新知识生产方式的挑战与机遇,如“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再如“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

在第八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条目中,更有精彩之笔:“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推动健全市场导向、社会资本参与、多要素深度融合的成果应用转化机制。强化科技与经济、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力、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18]

但是,由于这一建设方案的基调是“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基本原则”,所以实际上在强化以学科为导向、为中心和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的同时,并没有对问题导向、应用导向、跨学科导向的新知识生产模式Ⅱ给予充分的重视并留出相应的空间,上述的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在整体方案中仅仅是“灵光一闪”,而未有更切实有力的举措来加以落实。加上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的公布,人们有理由担心,会不会产生固化现有学科边界、削弱尚在破冰阶段的跨学科、跨界合作与协同创新等负面影响?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抑制、阻碍了高等院校向知识生产方式Ⅱ的转换趋势,进而在某种意义上迟滞了中国大学创新能力的发展和提升?

我们看到,近年来许多重大科研发现都是在交叉学科领域获得,这无疑值得中国高校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引起高度注意。比如纳米科技,它的研究有赖于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电子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又如人工智能,它涉及了计算机、数学、信息、物理等大多数理工学科。

世界一流大学往往会围绕新兴的交叉点设立交叉研究中心,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聚在一起,促使大家不断研讨、碰撞火花、组织团队、承担科研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诸多富有活力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近几年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大型、超大型科研项目也正在倒逼学者教授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通过多学科、多院校甚至政产学研的“强强联合”,形成学科交叉团队,开启原创性的研究。我们还看到,科学研究的一些重大突破,体现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新兴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相互衔接或者相互转化,体现了“永无止境的前沿”与“永无止境的转化”的相辅相成。例如,量子通讯技术的重大突破,就既得力于量子力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功劳,也有赖于量子通信系统组网和扩展技术的飞跃。

中兴公司遭到美国的封杀引起全方位的检讨和反思,笔者看到中兴前任高管汪涛的一篇博文,殊为难得地反思了我国大学教育的缺失!他说:“市场的任何竞争都是全面和系统的,必须有跨专业的团队全力互相合作。而缺乏跨专业、跨学科合作,正是中国公司,甚至中国人才、中国教育的极大软肋。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所受教育的问题。” 他还强调:“如果问题本身是跨学科的,而你只是从单纯的专业角度考虑问题,就必然遭受你根本不知该如何还手的高维攻击。反之,如果你能具备更强的跨学科能力,就可以对对手进行降维攻击。”[19]

痛定思痛,我们难道不应该深刻反思我国大学教育和大学科研的沉疴痼疾,难道不应当幡然醒悟、改弦更张吗?

我们还注意到,经典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以“认知”为目标和准则的;而新的知识生产却在“应用”情景中发生,以解决问题、产生效益为准则和目标。我们对大学和大学学人科学研究的贡献及其价值评判的标准是论文水平、学科影响、学科价值?抑或需要兼顾满足市场需求、解决问题的成效?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出现并排闼而来,然而大学学人和大学治理层却仍然固守着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对“成功”“水平”和“卓越”的评价机制和模式,对“学科认同”和“业界认同”的追求,势必影响着解决问题、回应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的新的知识生产,影响着大学参与国家创新发展能力的提高和潜能的释放。

退一步说,即便是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的范畴内,我们还避免不了学科的多样性与评价方式的单一性矛盾。实际上,在学问的圣殿里有许多厅堂,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使命和功能,它们的历史经纬、发展方向与优化路径也不尽相同。学科特点的多样性呼唤高校学科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用写学术论文的评价来代替市场、社会、产业发展前沿调研。尊重多样性,走出学科评价、学科建设的“窄化胡同”,改变单纯“以论文论英雄”的价值取向,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科评价制度、进而推动学科建设健康、有序进行的第一步[20]。

曾经首批入选“2011协同创新计划”的南京工业大学的校长曾经大胆提出了他们所面临的困惑和疑虑:“现在的‘双一流’,虽然大门都是敞开着的,有着竞争和淘汰机制,但是我们现在的特色发展的路径与‘双一流’的要求,能否接轨?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进入‘双一流’的社会影响很大,无论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公众,还是考生择校、学生就业,都很看重这一点,它是一种符号、一顶帽子、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必须去努力争取得到。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遴选标准,跟我们学校的特色发展如何接轨?这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教育部能够在遴选标准方面考虑到创新创业型大学的特色和特殊情况,相关标准能够有比较多的比例和权重……”[21]

位校长的困惑和期盼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政府和高等教育界领导与学者的足够重视,需要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和补偿方案。如果现有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不有所调整、有所补充,如果既有的学科评估机制和指标体系不作调整、不作完善,则很可能会固化我们传统学科和知识生产方式组合,并且影响新知识生产方式的拓展延伸,那无论对大学的发展还是对国家的发展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三、如何运用“资源依赖理论”来重塑大学

 

在欧美国家囊中羞涩,不断紧缩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大背景下,我国持续增加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投入,而时下又大幅度调高对“双一流”建设的投入,确确实实是“风景这边独好”。在深感欣慰和倍觉自豪之余,人们是否觉察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隐忧?能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除弊存利?

我们必须承认,大学学人通常具有某种“惰性”,特别是当大学学人已经习惯于甚至陶醉于一种既定的生活方式、研究范式时,要让他们改变思维定势和研究范式,往往需要两种力量,即对大学的拉力和压力。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近年来加快了向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转换,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以问题导向、跨界行动为特征和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知识生产、知识迁移和知识转换。这一趋势得以产生,来自于两种力量: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的拉力、社会(市场)投入增加、利益分成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削减经费、减少投入的巨大财政压力,迫使大学另辟蹊径,另谋生路,不得不面向市场,面向应用,因而促进了知识生产模式Ⅱ在欧美大学渐成气候。

美国学者希拉·斯特劳和拉里·莱斯科在他们合著的《学术资本主义》一书中,借助“资源依赖理论”来阐释高等教育收入、支出和学术劳动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随着高等教育中非限制性经费的压缩,国家体制中的院校将改变寻求资源的模式以争取新的、取决于竞争的经费。为了对新的机会作出回应,院校不得不从基础研究转向更为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研究。”[22]另一位研究组织“资源依赖”现象的学者赫伯特·西蒙则从反面解读了这一理论:“在缺少紧张的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组织很少发生主要的经济或方向上的转变。”[23]

英国的托尼·比彻等引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分析了“国家撤资”迫使大学及其学者教授观念转变和行为转向的过程。“由于国家财政资助日益萎缩,(英国)大学不得不从其他渠道寻求收入……”,“国家从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中撤走资金的幅度急剧增大,高等学府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据兰德公司的调查,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就开始削减教育经费……在接下来的30年里,美国高等教育的拨款减少了380亿美元——这几乎是需求量的四分之一”[24]。

高等院校的“资源依赖”是十分严重的,西方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削减经费政策,迫使大学及其教授学者不得不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寻求资源,从而始料未及地促成了一批“学术资本家”和“创业型大学”的诞生,促成了大学接受并回应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削减经费对高校而言是件坏事,但迫使高校通过“学术—政府—企业”三重螺旋结构进行“问题导向”的跨界研究,又使“坏事转化为好事”。

在美国加州大学担任院校研究室主任的常桐善博士向笔者提供了美国加大学从2000年至2016年的经费构成变化的有关数据,以一个相对微观的案例印证了上述现象。

加州州政府在2000/2001学年给加州大学的经费投入为42.46098亿美元,此后逐年下滑,至2011/2012学年探底,仅有20.95742亿美元,只是11年前的49.36%!尽管近年来小幅回升,但到2015/2016学年也只有30.48385亿,仅仅是16年前的71.73%!政府投入的持续减少,给加州大学这样顶尖的公立大学办学造成了诸多困难,也迫使大学当局和教授学者在多元化筹措经费方面费尽心机。

回应社会需求,重视应用研究,多渠道获取办学经费、研究经费逐渐常态化。我们看到,当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投入不断下滑的时候,加大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补偿性资源”却不断增加,一路上行!尤其是“赠款和合同收入”,从2000/2001学年的41.48594 亿美元,增加到2015/2016学年的 57.07409 亿,增加了37.57%。在2000/2001学年,加州大学通过赠款和合同研究获得的资源仅是州政府投入的97.70%;15年后则增长为后者的1.87倍!

加州大学的个案颇具说服力,它完全验证了亨利·埃兹科维茨早前所概括的“财政驱动”模式:“为了维持生存,研究人员不得不从多种渠道寻求支持,这种压力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教授接受企业的资金。学术界的财政紧缩,不论是事实还是感觉,都已经促使教师去寻求新的途径与企业合作,尤其是当政府资金紧缺的时候。”[25]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歪打正着”吧!

反观我国高等教育“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中央和地方对“双一流”建设的大手笔巨额投入,既让人吃惊,更让人欣羡。有位从名牌大学选拔去基层锻炼,曾经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主管科技、教育副市长的领导,很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深知大学学人与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不同兴奋点:前者关注钱(科研经费)如何转化为论文和声誉;而后者在意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钱(产值、利润和税收)。”这个价值取向的差异影响了大学与社会、企业的交集,影响了教师学者与应用推广和成果转化的交集。

我们的改革必须找到若干机制,促使这种交集、共鸣的发生。而现有的评选和投入方式与机制,会不会让许多高校及其学者教授在优渥的条件下“坐吃皇粮”,因而懒得走出书斋,无须动脑筋、想办法从地方、企业合作获取发展资源,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能不能汲取“2011计划”的某些成功之处,找到相应的机制或者补充政策的设计,防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推进学科导向的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并推进“问题导向”的研究,以及跨学科、跨界(大学、企业、政府)的研究,使得二者相得益彰、比翼双飞?

“资源依赖理论”使我们更加深刻和真切地理解“谁付账,谁点唱”的真谛,也使我们认识到高等教育政策的国家调控必须重视和善于运用资源配置方式。当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付账方式”是“唯明星(名角)论”时,院校的注意力和竞争力只会集中于“双一流”评审过程和结果,煞费苦心迎合、对标相关评价指标,甚至不惜掺水、捆绑,弄虚作假。因为“登榜即赢”“赢者通吃”,“入围”“上榜”即意味着获得巨额经费,拥有可观的有形和无形资源。

我们是否要考虑改变“点唱”和“付账”方式,不把竞争放在“名角”的认定与加冕,而是竞争唱腔的精准、唱段的出色与否。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提供专项基金来提升相关产业或者地区的竞争力,引导大学的研究者与多学科同行合作,通过创立与产业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等等,来竞争获得相应的研究经费,如同“2011计划”那样。

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出现及其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的发展,既为我国创建一流大学、提高科创能力提供难得的机会,也对我们传统的学科评价、科研评价、教师评价、大学评价体制和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创建一流、强我中华,既是大学校长书记的使命所在,更是高教研究界义不容辞之责!